普京传:柏林墙倒时期克格勃普京曾命悬一线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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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次当选俄罗斯年度人物,两度登顶《福布斯》杂志全球最具影响力人物排行榜,十多年来领导着世界国土面积最大的第二大核武器国家……弗拉基米尔普京是俄罗斯人心目中的“彼得大帝”、万民倾倒的政治偶像、冷酷强悍的铁血总统,也是无所不能的全能天才。他行事雷厉风行,令出如山,在政坛的影响力超群,超凡的自信与独特的个人魅力更是掀起了个人崇拜主义热潮。

本书以全新的视角,从政治理想到治国方略,从行事方式到个人魅力,揭开普京六重身份下的真实面貌。普京究竟是谁?为何这个冷峻的政治强人总是收到西方不绝如缕的批评声?他究竟是一个专制主义者、自由主义者,还是保守主义者?在东方与西方之间,他如何平衡取舍?他又将把俄罗斯带向何方?本书将为你一一解答。

哈佛大学苏联研究硕士,历史学博士,苏格兰圣安德鲁斯大学俄罗斯当代历史学硕士。曾任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情报员,专门负责搜集俄罗斯和欧亚大陆的情报。现为美国布鲁金斯研究所外交政策研究项目组高级研究员。

担任圣彼得堡市副市长期间,弗拉基米尔普京竭力在公众面前保持低调的形象。但与之相比,刚刚进入莫斯科的那几年普京更为默默无闻。正如那句老生常谈所说,1996年8月,普京初到莫斯科的时候只不过是个无名小卒。除了将他引荐至莫斯科的同事阿列克谢库德林外,普京算得上是举目无亲。然而仅仅过了三年,普京就被贴上了俄联邦总统鲍里斯叶利钦继任者的标签。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登顶政治高峰,确实引人注目。一些评论员视之如谜,也有一些人不以为意。玛莎葛森写道:“普京到了莫斯科,就像被无形之手凭空提拔,他之所以得到委派也许是秘密警察的设计,抑或是天意。无论如何,事件背景都无关紧要。[1]”

普京能够在仕途中一路高升,命运确实发挥了作用,但是真正扶持他的是一些藏身于幕后的人。弗拉基米尔普京来到莫斯科,并不是受克格勃中秘密警察组成的西罗维基或者其他权力部门委派,也没有“奥泽罗”朋友圈的邻居们相帮。20世纪90年代初期,克格勃派遣普京到圣彼得堡为阿纳托利索布恰克效力,而另外一个组织—叶利钦时代的自由经济改革者们,将普京招募至莫斯科。尽管当时的普京还并不为人所知,这些改革者们却已经对他有了全面的了解。他们并不是因为普京在圣彼得堡经济领域表现出众而选中他,而是看中了克格勃出身的普京在德累斯顿以及圣彼得堡任职期间所习得的技巧。他们希望普京能够代表自己将这些技巧应用到新兴的市场经济中去。[2]

1992年的食品丑闻是普京政治生涯中最大的污点。然而,更为重要的是,这次事件标志着普京努力发展私有经济的开端,尽管这一点始终存在争议,但是它仍旧成为了普京进入莫斯科权力中心的跳板。这也相应地促成他在2000年担任俄罗斯总统。食品丑闻之后,普京立即总结经验教训,回顾自己在克格勃的训练和工作中学到的知识,确保自己不会在同样地方再次跌倒。食品丑闻将他自由市场经济主义者和情报人员两种身份融合在了一起。

出身克格勃的普京将自己称为政治家,这一点不足为奇。克格勃和其他一些专门维护俄罗斯国家安全、着力扩大俄罗斯国际影响的机构(包括内务部和国防部在内),被看作是俄罗斯国家机器和官僚体制的核心元素。这些人组成了众所周知的“西罗维耶(意为权力机关)”。像普京一样,事业生涯始于这些部门的俄罗斯人,被公认为属于西罗维基。克格勃中的许多人都是忠诚的爱国者,他们绝对支持“复兴强国”这一理念,与此同时他们又将自己连同所在的机构神圣化。他们甚至称自己是几个世纪以前的俄罗斯历史人物的化身。[3]

2001年5月,与情报局关系密切的杂志《俄罗斯特种部队》(Spetsnaz Rossii)采访了原克格勃成员,这次采访就是这些成员们神化自己的最佳证明。这次采访对象是已经退休的克格勃长官尼古拉列昂诺夫(Nikolai Leonov),他曾是克格勃第一总局的领军人物,负责北美和南美的行动。[4]采访中,主持人问到了他对“20世纪70年代进入克格勃的年轻一代”全部进入政府高层的看法。这些年轻一代中除了弗拉基米尔普京外,还包括谢尔盖伊万诺夫(SergeiIvanov)(他于2001年担任俄罗斯安理会的秘书,此后还当过国防部长和副总理,现在是总统行政部门的参谋长)、维克托切尔克索夫(Viktor Cherkesov)(前圣彼得堡克格勃指挥部的部长,后担任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的副指挥官,2001年担任俄罗斯西北联邦区的外交官)、尼古拉帕特鲁舍夫(Nikolai Patrushev)(1999-2008年年间,担任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的指挥官,后来担任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面对这样的问题,列昂诺夫回答道:

如今我们迫切需要这些强有力的、求真务实的政治家们。他们掌控着有用的情报……与此同时,他们也是忠诚的爱国者并且绝对支持拥有百年历史的祖国走向复兴。历史选择了他们,让他们用实际行动重塑俄罗斯的大国地位。世界必须平衡发展,如果俄罗斯不能崛起,那么,地缘政治将会陷入混乱……克格勃官员是什么?首先,他们是国家的公仆……他们身经百战,忠于国家,并且拥有坚强的意志—你到哪里去找这些骨干呢?……能让国家秩序井然的人,只能是国家公民。

弗拉基米尔普京在那群克格勃人员中,并无特别之处,同样是国家的仆人。他所提出的关于国家和(从属于它的)社会的想法,来源于那种长期存在的俄罗斯传统政治思想。20世纪90年代,振兴国家的想法风靡全国,同一时期,普京提出的想法,在那些自认为属于俄罗斯高层的人中盛行开来。而且,普京在上任初期,也就是“千年致辞”中,开门见山地提出了这些观点。

普京在“千年致辞”中提到“社会希望重塑俄罗斯在世界上的领导者和协调者的角色”,可这里的“社会”并不是指整个俄罗斯社会,或者所有俄罗斯民众。普京在此指的是,政治和社交方面的活跃分子,或者说对国家结构和功能有着既定兴趣的人民。换言之,就是指那些在普京当职期间,与之关系密切的俄罗斯社会精英,例如之前在俄罗斯权力部门任职、直接为国家工作的那群人。克里姆林宫前任顾问兼政治战略家格列布帕夫洛夫斯基(Gleb Pavlovsky)在2012年《卫报》的采访中总结如下:

有这样一群人,他们自20世纪80年代起,就因苏联解体而走上复仇之路。他们人数众多,可在政治上属于隐形人。普京就是这群人中的一员,我也是其中一员……我的家人和朋友们都不能接受现状……像他们这样身居高层的人,有成百上千个。他们不喜欢1991年的国家运行方式。毕竟,人们对于自由的看法各不相同。直到20世纪90年代,还有一些人热切地等待着复仇时刻的来临,普京就是其中一员……我说的复仇,是指重新把俄罗斯建成一个大国,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生活在这样一个大国中。当然,我并不是说要把俄罗斯建成一个极权主义国家,而是要使它成为一个受到世界尊重的国家—20世纪90年代的俄罗斯就不可能受到尊重。[5]

对于俄罗斯人来讲,所谓的“精英”,有着独特的涵义,它与美国和欧洲对精英的看法大相径庭。19世纪开始,“精英”在俄罗斯政治中举足轻重的看法就逐渐兴起。随着时间的推移,它渐渐变成了俄罗斯人眼中的“知识分子”。19世纪90年代改革运动初期,那些接受过教育的俄罗斯人就自称为“知识分子”。[6]他们认为自己是唯一真正致力于提高公共福利的群体。在他们看来,自己是俄罗斯国内反对沙皇专制经济政治体制的社会代表。[7]在某些方面,他们也认为自己是中央集权论者,不同的是,他们认为应当自下而上开始改革国家及其机构,而不是从高层开始。[8]

尤里安德罗波夫领导下的克格勃以“与人合作”为宗旨。对安德罗波夫来说,克格勃面临的关键问题在于:是直接打压、监禁或抹杀他们的目标人物,还是改变他们的观念使他们成为克格勃的一员?第一种方法简单粗暴,要做到这一点十分容易。但与此同时,安德罗波夫及其同僚们也认为这是一种鼠目寸光的做法。第二种方法潜在回报巨大,但这却是一个极为艰难的任务,它需要娴熟的技巧、周密的计划、足够的耐心,还有更重要的一点—足以左右他人的影响力。2003年,普京为执法部门的年轻官员们开会时曾经这样说道:“世界上最复杂的工作莫过于跟人打交道。”[10]

接管克格勃不久,安德罗波夫就宣布了一项组建新部门的计划,该部门被命名为“打击颠覆活动指挥部”,即克格勃第五局。第五局奠定了20世纪70年代克格勃的基调,此时进入克格勃的普京深深地感受到了安德罗波夫的管理风格。[11]他甚至有可能在第五局担任过某个职位。该部门的领导人,菲利普博布科夫在1995年出版的回忆录《克格勃和政权》中详细阐述了组建该部门的背景。[12]

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苏联体制进入空前的自由状态。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尤其是1956年赫鲁晓夫发表了著名的“秘密演说”,揭露斯大林时期的种种罪行之后,克格勃的工作进入了一个不同以往的处境。单纯地只会取得适得其反的效果。安德罗波夫接管克格勃的时候,苏联全国爆发了很多自发的游行,抗议这种体制的压迫和衰败。安德罗波夫是1956年暴动时期苏联赴匈牙利的外交大使,所以他很明白事情能够闹多大,以及一旦抗议扩大化,就会更难阻止。

安德罗波夫“积极与人合作”的方法备受考验。博布科夫讲述了一个1969年发生在西伯利亚阿尔泰边疆的鲁布措夫斯克市的事情。一个货车司机因酒驾而被监禁,证据确凿,但却在拘留期间死亡了。基本上整个镇的居民都在抗议他的死亡。一个来自克格勃第五局的上校I.T.津帕克迅速被派往鲁布措夫斯克市处理此事。津帕克到达鲁布措夫斯克市的时候,城市主广场上已经聚集了一万多人,甚至还有人在煽动民众情绪。津帕克上校直接走到了人群中央,表明他受安德罗波夫指派,来倾听并传递他们的怨言。因此,他成功地使民众冷静了下来。博布科夫写道:“你也许会问,这(也就是倾听和处理民众的怨言)是否真的是克格勃的工作之一?不,并不是。但是所有人都这样做。”他还写道:“无论什么地方发生抗议事件,安德罗波夫都建议我们采取小心谨慎且灵活多变的方法。有很多人呼吁采用强制手段,但是安德罗波夫却不允许部下采取冒险的方法,也限制他们采用极端手段。”[13]鲁布措夫斯克市事件与普京在2009年介入圣彼得堡皮卡廖沃(Pikalyovo)镇的工厂相似,当时普京亲自出面安抚民众的情绪,并迅速平息了事态。

安德罗波夫更根本的要求是,除了大批民众,对待重要任务一定要先发制人。那些所谓的知识分子—艺术家、作家、工程师和白领人士也很重要。博布科夫写道:“在这个至关重要的后斯大林时代,苏联需要的是与人民进行广泛的交流。”[14]当时,安德罗波夫领导下的“新”克格勃以及克格勃第五局不仅引起了机构内其他强硬派的不满,同时也违背了执政党的统治理念。博布科夫说,在封杀一些作者(著名的移民作家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的问题上,一向以开明自称的克格勃第五局与党派领导意见不合。安德罗波夫准备将这个问题汇报给苏联政治局,但是被告知这并不隶属于克格勃的管理范围。博布科夫写道:“我们很清楚,迟早需要处理这些问题,因为封杀得越厉害,知识分子的反抗情绪就会越尖锐。毫无疑问,终将会有人违反法律,所以,我们不可避免地要牵涉其中。”[15]

在此书中,博布科夫讲述了一个他自认为非常成功的先发制人的例子。当时的异派历史学家罗伊梅德韦杰夫(Roy Medvedev)在西方的出版社出版了自己的作品。尽管他早已被逐出家门,克格勃官员也曾警告过他过度批评国家体制将产生严重后果,但这都没起作用。梅德韦杰夫开始抨击苏联领导人以及总秘书长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Leonid Brezhnev)的时候,命令克格勃处理此事。于是克格勃展开了秘密行动,安德罗波夫出于个人意愿暗中保护罗伊梅德韦杰夫,借机与勃列日涅夫对抗,以获得相应的权力。所以博布科夫别无他法,只能亲力亲为。他只身拜访梅德韦杰夫,一边喝茶一边和这位异见人士进行了很长时间的谈话。

(在那次谈话的过程中)我同时看到了对方在逻辑上所暴露出来的劣势和优势。我明白他的哪些观点是正确的,哪些观点是错误的。对于我来说,了解这一点很有必要。我很欣慰这次会见颇具成效—梅德韦杰夫不再与(西方)出版商合作,他也不再出版《政治日记》。此后,梅德韦杰夫只与新闻媒体打交道,并开始明显向社会主义框架中的多元化倾斜。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是,梅德韦杰夫开始与西方人进行合作。现在,我们还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来影响他,防止他发表的言论。[16]

博布科夫写道,梅德韦杰夫一事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说明了能够“与人合作,并将他们的潜能运用到思想工作中”是多么重要。[17]在博布科夫看来,他与罗伊梅德韦杰夫之间的交涉是安德罗波夫领导下克格勃典型的“开明”秘密服务方法。从理论上讲,克格勃的目标是通过一对一的交流来说服某个人对事业奉献忠诚。在实践中,要是没有高压政治或其他一些严重后果作支撑,这种劝说方式永远也不会行得通。高压政治的实现总体来说不是那么尽如人意—例如普京和祖布科夫(Zubkov)在圣彼得堡的金融信息库,以及俄罗斯的金融监测局,他们的首要目标是保存有破坏性的信息。

对克格勃的情报人员来说,理想招募结果基本上就是达成一个互利互惠的交易。这种交易靠巨大的威胁做支撑,一旦违背协议,后果将不堪设想。但是情报人员必须保证这种威胁行之有效。如果目标转而寻求他人的庇护,交易就无法正常进行。在克格勃职业生涯的某个时期内,普京很可能也参与了双重间谍的招募,这又增加了形势的复杂性。在大多数情况下,成为双重间谍的人往往不会支持招募者的事业,甚至会对这种事情表现出无所谓或者反对的态度。如果普京曾经做过双面间谍,可能性最大的就是1985-1990年在东德进行“光线]招募和管理双重间谍这一任务要比普通情报人员的工作更为艰难。这项任务需要更多的耐心和细致入微的观察力,同时也需要更强有力的威胁、更冷酷的作风。[19]

我之前的职业和教育经历并不符合克格勃特工的要求。但我的弟弟已经在克格勃任职多年,因此,他们严格地审查了我的申请书。毕竟不只是炼金术师和矿工需要家人共同工作。重要的是,在安德罗波夫时期一切皆有可能。我们甚至将另一个党派—共青团(Komsomol)‘招募’进了克格勃。而这次招募只需要保证不凌驾在党派之上即可。这就是为什么有十多个共青团积极分子和我同时在克格勃高等学校就读的原因。[20]

休金说,1996年他仍然在克格勃服役,这时他接到担任彼尔姆州副州长的任命。这项任命不是克格勃的安排,而是州长本人的命令。于是上级将他调至克格勃“预备役”,一年之后休金才辞去预备役的职务。报社记者问休金“现役预备役军官”一职意味着什么,并提到“普京在圣彼得堡市长办公室工作时也在克格勃担任此职位”。休金回答说:“这就是说,尽管克格勃不再为这个人支付工资,但是他仍然隶属于克格勃。他有权了解进程信息,能够晋升,有义务执行总部指派的任务,但是不能在公开场合向上级汇报工作。”[21]

采访者认为这样的安排似乎把预备役军官当作“渗透者”了。休金虽然觉得这种说法“有点露骨”,但承认其中涉及很多法律和道德问题。普京并未因同期身兼圣彼得堡的间谍和副市长的双重职位而表现出任何的不适应。[22]事实上,同休金的态度一样,普京一再强调情报工作对其一生的积极作用,他认为正是这种经历为自己的政治生涯做好了铺垫。2000年12月,休金接受彼尔姆州报社采访的短短几个月后,加拿大CBC和CTV频道、加拿大环球邮报,以及俄罗斯的RTR电视频道的记者就该话题采访普京,当被问及他之前在克格勃从事情报人员时是否会觉得很“烦躁”,普京在回答时提到了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

你为什么会认为我很烦躁呢?我从来没有这样说过。也许在这里回忆我与基辛格先生的第一次会面不太合适。我很尊重基辛格先生,当我告诉他,我的职业生涯是从情报人员开始的时候,他停顿了一下,然后说:“成大事之人都由情报工作开始职业生涯。我也一样。”我很惭愧,在这之前我从没听说过这回事。但是那有什么?我知道其他国家的一些领导人,甚至美国总统,都曾从事过情报工作。我为我的国家服务,忠诚守信,没有什么可忏悔的。而且我必须强调,我从来没有违反过其他国家的法律,尽管这听起来可能很奇怪。这是一个专业性很强的工作,为我的生活增添了很多乐趣。[23]

鉴定、招募和管理间谍的过程是建立在一对一的亲密关系基础上的。但是,作为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不得不将情报人员的技能应用于整个国家,以确保所有俄罗斯人都积极投身于为国家服务这一事业中去。如何实现呢?普京不会逐个筛选每个俄罗斯人。作为整个国家的情报人员,普京需要的是一些得心应手的工具。这其中,历史就是普京手中一个有力的武器。

利用历史及公共关系,普京不再是管理个人的情报人员,而是转变为招募特殊群体为国家服务的俄罗斯总统。自1999年12月发表“千年致辞”之后,普京发表的各种演讲以及书面文件中都可以看出,他已经开始筛选,究竟哪些是忠于国家的人,而哪些人将会永远被排除在俄罗斯的历史之外。这些反对群体会发现自己变成了“他们”—外族人,而不是“我们”。普京无所不能的各种形象—自行车手、户外运动者、消防员,以及他在工厂车间与工人们会面的活动使俄罗斯各群体和社会阶层都敞开胸怀接纳普京,为普京提供政治上的支持。

众所周知,就职克格勃期间,普京在列宁格勒、莫斯科以及德累斯顿的工作内容究竟是什么,至今仍是个谜。不仅没有任何确凿的资料记录他当年的职责,普京自己对此也一再三缄其口,甚至连他的至交好友谢尔盖罗尔杜金(Sergei Roldugin)对此也一无所知。但是关于普京在德累斯顿做了什么我们还可以从为数不多的资料中了解一二。据普京回忆,柏林墙倒塌时,一大群愤怒的德国民众聚集在东德国家安全局的总部周围。[24]当时普京正在地下室疯狂地焚烧那些极具价值的敏感文件,这些文件包括当时德国的联系名录和特工网点,他担心暴民迟早会冲进来“找我们的麻烦”,事实证明他的担心不无道理—这些民众确实冲着普京来了。[25]

愤怒的人群包围了大厦的时候,普京在保镖们的护卫下走了出来。德国民众将他团团围住,接二连三的质问:这栋被视为苏联文化中心的大楼究竟用来做什么的?为什么他的车有德国牌照?为什么他的德语如此流畅……尽管普京没有详细阐述过自己当时的计划,但在走出大厦的时候,他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一旦这些群众准备硬闯,他就以暴力应对。然而这一天却并没有上演暴力冲突。尽管如此,这段被抗议群众团团包围,困在大厦中无处可逃的记忆仍然对普京造成了伤害。对普京来说,整个事件中最令他不安的是,当他向附近的一个苏联军事基地电话求援的时候,对方却回答没有莫斯科的命令,他们爱莫能助。然而莫斯科方面始终沉默,从未下达任何命令。[26]普京痛苦地明白,自己被莫斯科抛弃了。他伤感地回忆道:“没有人愿意为我们提供哪怕一丁点儿的帮助。当时我突然感觉,国家已经不复存在。任何人都能看得出,苏联病了,得了一种致命的绝症—权力瘫痪。”[27]

很明显普京在解决群体事件方面是个新手—缺乏经验因而毫无头绪。在苏联实施改革开放的几年内,社会各阶层到处都在抗议游行。在这个动荡的改革时期,如果普京在俄罗斯国内的话,应该早已习惯大批民众聚集在一起的场面了。然而当时他却身在德累斯顿。一直到1989年,东德仍然没有实行改革开放。东德领导人埃里希昂纳克是阵营中最反对改革的人。普京在德累斯顿的工作是在暗中进行的。当工作进入尾声,他才在东德国家安全局及自己的联络处遇到街头抗议者。

对这次经历,普京曾经非常详细地做过一番描述,当时他的上司不在德累斯顿,所以普京就是实际负责人。按照规定,普京必须保卫好大楼,保证秘密文件不会落到德国群众的手中。但是究竟是使用暴力手段,还是依靠安抚情绪将人群遣散,他陷入了两难选择。事实上,劝服愤怒的群众是违反行动原则的。而且一旦行动失败,他将被提交军事法庭接受审判。普京情绪激昂地说到:

当我走上街头,去面对这群人的时候,我很清楚,我赌上的不止是我的职业生涯,还有我家人的未来。但是,那些秘密名单里的人的未来呢?这些打算冲进大楼的民众呢?保护他们的生命,比我的职业生涯更有价值。那个时候,我的脑海里坚定了必须牺牲职业生涯的想法。没有一个职业的重量会超过哪怕只是一条生命。[28]

普京不擅长处理敌对人群,这令他很难成为一个大众政治家。这在当时并没有造成什么影响,毕竟,他走上总统之位还是很久以后的事情。克格勃将普京派往索布恰克的办公室,可能就是考虑到他在克格勃掌握的多方面的技能,以及他在外贸、外事服务方面的经验以及语言天赋。当然,这与普京在列宁格勒与索布恰克结下的师生情谊也不无关系。普京在圣彼得堡与商人合作时得到的教训迫使他在1996年转战莫斯科,执行一个不需要用到他仅有的经济和政治技能的任务。在这里,他无需制定政策,也不会和抗议民众接触。他在莫斯科的工作和在圣彼得堡时一样—为克里姆林宫的人工作,并且和商人打交道。他在圣彼得堡积攒的发挥影响力的方法,是他的主要财富和优势。当他在莫斯科政坛迅速向上攀登的时候,他所掌握的其他技能也显得越发重要。

圣彼得堡食品危机之时,负责食品供应保障的是议会前任女主席玛丽娜萨里耶。1992年,圣彼得堡食品危机进入关键时期,玛丽娜萨里耶开始调查之前弗拉基米尔·普京代表市长办公室缔结的协定。她发现每项协定中都有相互矛盾的地方。萨里耶认定,虽然圣彼得堡并未收到协议约定的食品物资,但是实际上商品已经出口,中介公司也获得了佣金。基于萨里耶的报告,市议会建议市检察院指控普京,还向索布恰克市长提议将普京罢免。萨里耶甚至给叶利钦总统写了一封信,并直接与叶利钦政府审计署副署长尤里博尔德列夫(Yury Boldyrev)进行商议。博尔德列夫也是圣彼得堡出身,是20世纪90年代亚博卢反对党的创始人之一。他亲自负责该案件,甚至将索布恰克传唤至莫斯科讨论案情。然而,玛利娜·萨里耶表示,在阿纳托利索布恰克的直接授意下,这件事最终不了了之。[30]

二十多年过去了,如今,整个事件的全貌已经很难再现。玛利娜·萨里耶故去了,当时搜集到的文件也都不见踪影。[31]像普京经历的许多重大事件一样,食品丑闻变成了缺乏实证的历史传闻,更像是某些人的杜撰和谣传。

据萨里耶调查,普京至少为总额高达9,250万美元的各种商品办理了出口证明。[32]这些产自俄罗斯境内的金属、石油以及其他资源被运往国外,用来与食品供应商进行实物交易。乍看之下,这种交易并无不妥。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20世纪90年代,实物交换在俄罗斯随处可见,[33]然而,在对外贸易中这种交易方式却并不常见。通常,经营商品种类较少,国外销路广阔的卖家更希望得到现金—美元或者其他的硬通货。在正常的市场经济中,这些商品持有者,无论是政府还是私营企业,都会将出口商品兑换成美元、德国马克或者英镑,然后用兑换来的硬通货向供应商购买所需产品。

然而根据普京对此事件的解释,再参考当时合约的复印件,可以发现这次事件非同寻常。“商品换食品”的交易似乎是在地方完成的,但却并非由城市立法机构或者行政部门的官员操刀。严格来说,这些交易是私营商人提议的。1991年12月4日,时任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的普京致信联邦外长彼得艾文,普京在信中并未要求联邦政府为圣彼得堡调拨钱款、食品或自然资源,但他写道,既然国家不能为圣彼得堡提供食品援助,那么“1992年1月到2月期间,圣彼得堡唯一的食品来源就是进口”,普京列出该市所需的食品种类,并表示城市里的一些公司和机构有待出口的物资,请求批准出口。信中普京还写明了待出口的物品种类和数量。[34]简而言之,普京只是希望联邦政府在已经安排好的交易上盖章而已。私营企业家们已经列出名目,请求普京帮助他们用钢材换取食品。普京在写给艾文的信中并没有标明商品和食品的来源,更没有说是谁制定了这个计划。

国有企业,特别是国防企业,通常会拥有大量的贵金属以及其他原材料储备(其中一些是企业的紧急或战略储备)。但在俄罗斯的新型市场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却没有商业订单,这也就意味着他们没有现金支付工资和其他费用。因此企业董事长只能通过贩卖储备资源来获得资金。当时的俄罗斯市场萧条不堪,获得巨额利润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换取硬通货的办法自然只剩下出口。这样就需要有人与国外签订合约,同时能够调动船只运送商品。除此之外,企业或者中间人都必须获得相应的权力(出口许可证)才能进行此类交易。通常情况下,由于极度缺乏资金,卖方都会以大幅低于国际市场的价格出售储备商品。

俄罗斯物产丰富,但是市场经济基础设施薄弱,而普京提供了从这种差距中盈利的机会。事实上,俄罗斯满是贵重物资,只不过被绝望的卖家掌控,他们没有机会实现手中物资的市场价值。在没有选择的条件下,这些卖家只能以低于市价的价格出售商品。对于那些有人脉能够将商品运往国外的人而言,得到合法的商品出口许可证,促成双方交易,能够获得巨大的利润。如果一切都按照普京的计划进行,那就是一个三赢的局面:中间人获得利益,普京为城市换取更多的食品,而拥有物资的国防企业等能够拿到维持运营的资金。

当然,问题就在于事情并没有按照预想的方向发展。萨里耶的委员会调查发现,很难找到任何有用的东西。合同起草得乱七八糟,是否有意而为之不得而知。最终谁拿到了这些石油和商品也毫无头绪。最重要的是,交易的最终目的根本没有实现—圣彼得堡没有获得食品(似乎其中一些食品运送到了莫斯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出口许可证。这些人使用了非法的证件,根本没有等待普京从莫斯科获得官方授权。

我们需要与执法部门更密切地合作,并用“棍棒”鞭策这些公司兑现承诺。将其送上法庭没有任何意义,只是让他们消失在稀薄的空气之中。我们都还记得那段时期,到处都是虚假办公室,金字塔金融计划……这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但是有一点必须澄清,我们(圣彼得堡市长办公室)并没有参与交易,对外关系委员会也没有参与任何交易。没有买进,没有卖出,这里不是外贸组织,我们也没有权力批准许可证。[35]

这番言论尤其值得注意。首先要说的是,普京的委员会确实没有权力批准许可证,但是他们却这么做了。这也是玛丽娜萨里耶以及市议会指控普京的原因。布季米尔更重要的是普京对整件事情的应对方式。普京认为是私营商人欺骗了他和市民,但是政府方面对此却无能为力。当时,这件事令许多人认为俄罗斯市场经济风险巨大。然而,普京并没有拒绝私营企业,也没有说这次事件证明了优化正规法律体系的重要性,不然就不会出现“将其送上法庭没有任何意义”的情况。相对的,他强调不上法庭而是与使用“棍棒”的执法部门密切合作,这说明他意识到了应该使用非正规手段—作为克格勃的情报人员,普京在训练时早就学到了这样的手段。

即使没有人全面剖析过“食品丑闻”,此次事件仍能称得上是影响普京职业生涯中最深远的经历。普京和他的计划也没有在圣彼得堡处于危机时拯救这个城市。委婉地说,未来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受到了欺骗。但是玛丽娜萨里耶和她的同事却毫不留情地将普京判定为一个骗子—利用职务之便,帮助自己(他们认为普京也获取了私利)和他人中饱私囊。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内,“食品丑闻”影响了普京的方方面面,甚至造成了市长办公室的巨大—索布恰克被召到莫斯科解释原委。这时,曾经与普京关系密切的人以及受过普京恩惠的人纷纷出面,才使他最终免于罢黜。

恩师索布恰克在莫斯科阻止了联邦审计长尤利进一步调查此事。而当时的年轻律师梅德韦杰夫—未来的俄罗斯总统,为普京作出了法律辩护,否认普京存在市议会指控的腐败问题。[36]彼得艾文(Pyotr Aven),另一个圣彼得堡人,代表俄罗斯联邦政府据实写了一封信,表明普京有权发行必要的外贸许可证来支持交易。[37]随后艾文离开了俄罗斯政府,开始了在银行业内备受瞩目的生涯,布季米尔很快就成为俄罗斯富豪之一[38],并且相交满天下。此外,普京还获得了另外三个圣彼得堡官员的帮助。这些官员坚称他们看了萨里耶的报告和圣彼得堡市长办公室提供的文件,并没有发现普京有任何的不当行为。这三个人是时任俄罗斯安全局圣彼得堡负责人与内务部列宁格勒州负责人的谢尔盖斯捷帕申(Sergei Stepashin),斯捷帕申的副手维克托切尔克索夫(Victor Cherkesov)以及就职于圣彼得堡安全部门的尼古拉依帕特鲁舍夫(Nikolai Patrushev)。斯捷帕申后来担任了司法部和内务部长,并于1999年担任国家总理。斯捷帕申如今是俄罗斯联邦审计署署长,也就是20世纪90年代尤利工作的审计部门,该部门曾第一个深入调查食品丑闻案件。[40]1998年普京担任俄罗斯联邦安全委员会主席时,切尔克索夫直接为普京工作,而后成为普京驻联邦西北地区(包括圣彼得堡在内的更大的行政管辖区域)的全权代表。切尔克索夫从此以后成为俄罗斯禁毒机构的领导。帕特鲁舍夫则接替普京成为俄罗斯联邦安全委员会主席,之后成为了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

在普京的职业生涯当中,处理圣彼得堡食品危机是他自己承担过的最大责任。只有1989年,仍是克格勃特工的他在德累斯顿应对群情激奋的人群那件事,可以与之相提并论。由于个人经历以及历史上列宁格勒在战争时期的饥荒状况,确保圣彼得堡的食品供应是一种意义重大的责任—普京对此感受颇深。普京作为生存主义者很清楚俄罗斯自然资源的重要性。20世纪90年代初期,国家并没什么钱,战略储备物资和金融储备也被耗尽了。但是俄罗斯总有商品,真正的难题是如何实现其价值。“食品丑闻”给普京上了非常重要的一课。在与不负责任的中间人交易的过程中,普京明白了仅仅是拥有资源或者能弄到资源还远远不够。如果这些资源不属于国家,或者国家没有足够的强制力去征用它们,那么它们所创造出来的价值会被轻易的转移。为了把商品直接变为价值这一特定目标,必须采取必要措施行使直接控制权。处理资源的关键不是掌握其实际存在情况,而是控制它的购买、运输、出售以及最终的收入。

食品危机背后的“商品换食品”是普京与私营企业进行的第一次真正交锋。这不免影响了普京对待商人和商业的态度。尽管他出身克格勃,但普京依然是一个没有经验的城市商业中间商。他本以为能迅速完成,并且通过直接交易取得所需结果。他有钱,并且有在列宁格勒大学和克格勃积累的国际贸易理论知识。很明显,他可能是通过克格勃外贸关系认识了那些声称能获取资源并熟知国际市场交易的人。虽然可以利用地方政府的渠道进行这样的交易,但是过程会非常困难。可所有的努力还是都白费了。普京犯了一个大错误。普京的德国传记作者亚历山大拉赫尔(Alexander Rahr)写道,普京直到食品交易失败之后,才意识到了他“过度信任”了私营商人。[41] 直到今天,普京似乎还认为他因“太轻易”相信别人而饱受折磨。在相距不远的2009年,当《彭博(Bloomberg)》的一个记者问及他性格中最大弱点时,普京很快用四个字回答了他—“轻信他人。”[42]

事实上,普京拥有与圣彼得堡商业领头人相抗衡的影响力。在“食品丑闻”之后,普京就建立起一种全新机制,以确保未来能够与私营企业家合作甚至控制他们。他四处搜集企业以及企业家个人的财务以及税务交易信息,并对这些数据进行密切监视。普京以副市长的身份要求企业家们直接到外务部注册,在“前任副手祖布科夫领导的当地税务检查机构的协助下”,正式检查所有企业的财政状况。[43] 尽管普京和维克托祖布科夫一直努力掩人耳目,但仍然没有做到神不知鬼不觉。圣彼得堡市委成员亚历山大别利亚耶夫(Alexander Belyaev)就曾书面指责过普京利用“秘密服务方法”控制圣彼得堡市的企业。

关键问题在于,普京和祖布科夫施加影响力的具体机制到底是什么?有很多人都认为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对企业家进行了要挟。普京和祖布科夫收集到的财务资料证明了企业偷税漏税的罪行以及其他非法行为,因此普京和祖布科夫就可以利用这个理想武器,胁迫企业家按照市长办公室的意愿进行交易。他们只需告诉企业自己已经掌握了他们的犯罪证据,但是只要他们按照规矩行事,这些罪证就不会上交给执法机关。这就是别利亚耶夫口中的典型“秘密服务方法”。普京在克格勃就早已用过这种方法。

毋庸置疑的是,20世纪90年代末,普京与在圣彼得堡企业家之间的渊源远远超出我们的所知。尽管这些背后的故事没有人能够看清全貌,但它们却预示着普京进入莫斯科之后的行事方式。尽管普京与祖布科夫的这个计划很早就已经制定完成,但是具体的执行时间却定在1993年年末,或者1994年年初。最关键的因素是祖布科夫升任为圣彼得堡税务机关的领导人。祖布科夫与普京在圣彼得堡以及莫斯科共同合作了二十多年,但是这段精彩的经历却从未在普京的任何一本传记中全面呈现过。

2007年9月,普京开始精心策划“双人执政”计划,即卸任总统之后自己出任总理,而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担任总统。为了保证计划顺利执行,时任总统的普京开始将总统的主要职权逐渐转移到总理手中,因此在这个敏感时期,担任总理的人选必须绝对值得信任。而能够担此重任的唯一人选就是维克托祖布科夫。2007年9月在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酒会上,普京对维克托祖布科夫的赞美之情溢于言表。普京指出,就祖布科夫的个人经历来看,他是一位“工作和生活经验都非常丰富的人,重要的是他是一位真正的专家,办事效率高,性格好,与此同时在生产方面经验丰富。”普京表示,维克托祖布科夫是一位“尤其诚实的人”。他强调,祖布科夫担任的所有职位都是因为“他能力出众并且为人十分正派。我必须强调一点,祖布科夫从来没有辜负过我的信任,一次都没有”。

祖布科夫属于普京父亲那一辈的人,最早在苏联农业部管理农场。中央计划经济时期,他晋升为列宁格勒地区技术专家政治团体的上层人物。 1992年,他成为了圣彼得堡市市长小组成员,担任普京的助手负责处理“食品危机”。在企业家违背协议的时候,是祖布科夫利用他在农业部的关系为圣彼得堡争取到了食品。(祖布科夫在市长办公室的重要性还体现在,他负责为从东德撤回来的苏联红军军官分配农庄。)1993年11月,在苏联当局一直担任农业部门管理人员的祖布科夫,一夜之间从“副手(普京)的副手”一跃成为圣彼得堡联邦税务院的负责人兼圣彼得堡地方税务服务机构的负责人。换言之,一个毫无税务、金融背景的地方官员突然成为圣彼得堡税务部门的一把手。但同样惊人的是,祖布科夫在征稽税务中非常高效廉洁,从不拖泥带水,在圣彼得堡树立起了良好的声望。根据一个记者的报道,祖布科夫因其座右铭而出名:“很简单,依法纳税,一夜好眠。”

在维克托祖布科夫的帮助下,普京搜集到一些可以令公司和企业家身败名裂的资料。弗拉基米尔普京通过帮助商人避开祖布科夫税罚的方式来控制他们。普京来到莫斯科与寡头政治执政者们打交道时,这个典型的保护计划成了普京的标志性方法。与普京打交道的关键就是做一个清廉的执行者。1999年8月,弗拉基米尔普京被任命为总理的几天前,祖布科夫被调任到莫斯科担任财政部副部长。而当普京从总理升到总统的位置上时,祖布科夫帮助他成立了俄罗斯财政监督机构,垄断了关于国家商业的敏感性财政信息。

普京之所以能在圣彼得堡执行这些计划,是因为他在克格勃的特工生涯中获得了特殊的技能。他在克格勃工作的15年之中,曾多次参加侦查和分析工作,但是普京的主要职责既不是间谍也不是分析师。直到20世纪90年代早期,他应克格勃的命令,开始在圣彼得堡市政办公室从事政府管理服务,普京才开始主要负责情报搜集,普京在此期间掌握了许多实用技能。普京在总统任职初期的一次采访中透露了内情,清楚地描述了这些技能。2001年6月,普京总统特别在莫斯科为美国新闻机构的负责人举办了一场新闻发布会。时任《新闻周刊》莫斯科办事处首席记者克里斯坦卡里尔(Christian Caryl)问了发布会的最后一个问题。既然普京为他在克格勃所接受的专业培训感到非常的自豪,那么在克格勃所接受的专业培训中,哪些技能对他作为俄罗斯总统最有帮助?普京强调了两个关键技能:

第一项技能就是如何与人合作。要想与他人高效合作,你必须建立对话、接触机制,并且能够发掘合作伙伴身上最有用的东西。如果你想取得成功,就必须尊重你的合作伙伴,把他转化成一个同盟,让对方感受到你们之间有着共同的目标。这是一项最重要的技能,和国内外事务息息相关。第二项技能就是如何利用大量的信息。从一大堆信息中挑选出最有价值的信息,对此进行分析处理并加以利用,这是一项在分析和其他特殊业务中长期培养起来的技能。

他一开始就告诉我他在克格勃工作,也许他不应该那么做。毕竟在这之前,他都对别人说自己是警察。我从来没问过他工作的事情。当然,我很好奇:这究竟是一份什么样的工作?我曾经问过他:“我是大提琴演奏家,所以不做外科手术,而是用大提琴演奏出美妙的音乐。那你呢?我知道你是情报人员,但具体在做什么呢?”他回答说:“我是处理人际关系的专家。”

“与人交际”或“与人合作”,在克格勃的术语里有着双重意义。一方面,它随时随地观察大众的思想状况,以便及时处理不满情绪。这是一种“焦点人群”方法,是19世纪20年代时期,沙皇秘密警察的创建者、最著名的军官亚历山大赫里斯托夫洛维奇冯本肯多夫(Alexander Khristoforovich von Benckendorff)向沙皇尼古拉一世献上的著名计策。“他希望用这种方式防止再次发生十二月党起义。”[39]冯本肯多夫对沙皇说,他和他的同事会掌握人民的思想,并以此为基础,找出满足人民的方法。

另一方面,对于一个情报工作者来说,“与人合作”的最重要的功能就是要研究对手的心理。这对于招募和使用一个情报人员来说意义重大。情报人员要研究对手的心理、找出其弱点,并且明了如何利用这一切。对于20世纪70年代和20世纪80年代的普京和克格勃的所有人来说,理解“与人合作”的二重意义毫无问题。每个人都是研究目标,从特定目标到普通大众。

食品交易不是唯一一件让普京感到被个体商人背叛的事情。当克格勃委派普京在索布恰克阵营里充当情报人员时,索布恰克本人也委派给了普京各种任务—包括政治任务。早在1993年,索布恰克就开始委派普京组织各种政治竞选活动。然而这些活动大部分都以失败告终,甚至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像是故意这么做的,或者说结果与设想完全背道而驰。例如,索布恰克命令普京加入叶戈尔盖达尔的政党—俄罗斯民主选择,并且负责1993年俄罗斯议会选举时为自己在各个城市组织竞选活动。但与此同时,索布恰克也有自己的政党,这产生了一个有点奇怪的局面—普京和索布恰克表面上属于同一个队伍,但同时领导了两种不同的自由民主选区的竞选活动。至于索布恰克究竟想让普京在“俄罗斯民主选择”中做什么,就没有人了解个中缘由了。不管他意欲何为,结果是盖达尔的政党在竞选中得到了大约27%的选票,而索布恰克自己政党的得票率却没有超过5%。

普京在担任圣彼得堡副市长期间,经历了一系列的挫败以及暧昧的成功,而这种状态在新一轮俄罗斯议会选举中没有发生任何改变。1995年12月,索布恰克又命令普京加入了“我们的家园俄罗斯”政党(NDR),这是由时任俄罗斯总理维克多切尔诺梅尔金(Viktor Chernomyrdin) 执政的俄罗斯“权力党”。普京成为了圣彼得堡市的地方领导,紧接着,切尔诺梅尔金将普京纳入了NDR政治局(或称“国家政治委员会”)。然而,在圣彼得堡的议会选举中,NDR只取得了第三名的成绩,落后于雅布罗科党(Yabloko party)和韦伯罗斯党(Vybor Rossii)。普京初次尝试步入政坛即遭遇了挫折,但这并没有阻止切尔诺梅尔金再次帮助他。1995年的议会选举刚刚结束,就开始了下一轮的政治斗争—圣彼得堡市长选举。圣彼得堡市长选举原计划于1996年6月—俄罗斯总统选举期间举行。

索布恰克立志连任市长之位,并任命普京为选举委员会主席。根据亚历山大拉尔所述,普京提出了将选举提前四周举行的想法,如此就能缩短竞争对手的准备时间。普京的这一想法得到了莫斯科政府的同意,不过他花了更大的力气说服圣彼得堡当地的政治家。但是,这次选举最终还是搞砸了。他认为索布恰克的主要竞争对手应该是“极端”民主主义分子,像调查过圣彼得堡“食品丑闻”,而后又创建雅布罗科党的俄罗斯前任副审计长尤里博尔德列夫。很明显,一旦尤利接任索布恰克并决定清党的话,将会对普京造成极大的威胁—尤利知道“食品丑闻”的内幕。因此,普京将此次选举的重点放在了对抗尤利身上。这使他忽略了前任圣彼得堡第一任代理市长弗拉基米尔雅科夫列夫—最终胜选的候选人。[44]

回过头来看,很难想象普京怎么会忽略雅科夫列夫,即使他重点关注尤利的潜在威胁,也不应该犯下这样的错误。雅科夫列夫是普京以前亲密的同事,也是索布恰克团队的一员。他和普京、库德林阿列克谢列昂尼德维奇一起承担经济责任。他在市长选举中得到了一系列俄罗斯资深政要的支持。索布恰克曾于1995年12月议会选举中帮助过切尔诺梅尔金,作为回报,切尔诺梅尔金名义上支持索布恰克,但是莫斯科的其他权力精英们却反对他再次参选。前任克格勃军官,叶利钦的总统特勤部部长亚历山大科尔扎科夫(Alexander Korzhakov),前任第一副总理,叶利钦再选团队的负责人奥列格索斯科维茨(Oleg Soskovets),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局长米哈伊尔巴尔苏科夫,这个克林姆宫三人组正在寻找总统继承人,以接替身体抱恙的叶利钦。选举来临时,他们需要地方政府支持他们推举的候选人,而俄罗斯第二大城市—圣彼得堡的状况至关重要。克里姆林宫三人组知道,索布恰克永远不会跟自己成为同盟。而且一旦索布恰克连任圣彼得堡市市长,他也将成为竞选总统的有力候选人。所以三人组将目光投向雅科夫列夫。除此之外,索布恰克还遭到了另一个人的反对—铁腕市长尤利。尤利有意参加总统竞选,因此全力针对索布恰克,反而把雅科夫列夫视为可以拉拢的伙伴。[45]

雅科夫列夫获得了莫斯科的资金和政治支持。而索布恰克的宣传资金链在选举开始前两个月出现了断裂。随着竞选活动的深入开展,普京变得越来越紧张。普京向他的恩师承诺,会迫使那些从城市土地私有化中获利的商人公开支持索布恰克。普京将这些商人召集到了市政办公大楼,要求他们为索布恰克的竞选活动出资,但是遭到了拒绝。未能寻求到圣彼得堡商界精英的帮助,普京转而将注意力转向了小商人。他组织了一场会议,向中小商人筹集资金。不过,这又是一次惨败,因为索布恰克忘记了时间,没有出席会议。

当他看到一个著名的黑手党成员邀请了所有的小商人,要求每人给“市长竞选基金”捐献2000美元,成功筹集到了资金时,普京感觉自己彻底被羞辱了。[46]这位真正的“彼得堡律师”胜过了克格勃竞选负责人以及市长助理。也许索布恰克的缺席令普京感到尴尬,使得他无力再以市长的名义筹备计划。但从这一切之中获得的经验教训,绝对深深地刻在了普京心里。再与企业家们汇聚一堂时,普京不会再让他们发善心支持自己,而会像那个黑手党一样,使用真正强大的手段,让他们无法拒绝,哪怕只是有拒绝的意图,也要承担后果。

在普京众多的“特工”方法中,最能体现其特点就是他一直通过电视转播与俄罗斯民众进行互动,包括新闻发布会和“热线”,即年度电视采访。俄罗斯民众可以听到普京如何回复普通人提出的具体问题。[47]自2004年以来,普京和外国专家在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年会上的问答也开始通过电视转播向民众公开,克里姆林宫官网和俄新社网站上甚至会提供俄语和英语的问答词。

这些会议通过一种全新的角度重新定义了冯贝根道夫(von Benckendorff)早期提出的“目标群体”这一概念。不同于菲德尔卡斯特罗的风格,普京没有在众多民众前大篇幅地演讲独白,普京总统采取“特工”方法。他直接与个人进行对话,有时能长达几个小时。普京像亲手招募人员一样去接近每一个互动者。他认为个人是原始情报信息的来源,他们的问题就是信息,他们的心态和关注点表明了他们的洞察力。他的回答是为了解决人们提出的问题,并用自己的观点说服他们。正如2001年6月普京向《新闻周刊》的记者克里斯汀卡里尔所说的,从众多的信息中筛选出关键元素,然后加以处理并运用,这样的工作令他感到非常自豪。[48]

事实上,国家领导人与人民之间的这种对话形式是前所未有的。但是,考虑到对话的需求,我相信人们能够接受这种形式,国家元首有义务与他的人民进行沟通,听取他们的意见,并即时做出反馈。我经常走访各个区域,我知道人们有这样的需要。我必须告诉你,这种模式不仅对咨询问题的人很重要,对我也很重要,因为我可以知道他们周围发生了什么事情,了解他们的心态。而且我还要告诉你,我们分析了收录的信息,能看出民众优先考虑的事情正在不断变化:昨天或前天可能会有一系列优先考虑的事项,而今天可能会变成其他优先事项。当然,我不能回答所有问题,因为我们每天能收到50多万个问题。当活动开始时,每天会有30万人打进电话。不过,我要感谢所有参与其中的人,因为他们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社会学基础,我们绝对会处理这些问题,并在我们的工作中考虑这些问题。[49]

普京向来电者承诺,他会“尽量确保这种热线模式不会就此而止”。自此以后,他每年都会举行这样的热线活动。普京强调说,每次活动尚未开始,电话就已经打爆了。克里姆林宫安排了大批的接待员及分析师来接听电话、记录问题,并进行提炼和分类,以确定人们都在想些什么。通过现场回答一些筛选出的有代表性的问题,普京向他的人民确保他和国家不仅能够解决他们的个人问题,还将解决大范围的群体问题。隐含之意就是普京将高度重视所有问题。人们无需通过民间组织或上街抗议来解决自己的问题。只需致电普京,他将为你解决。

这种热线模式诠释了菲利普博布科夫在书中所讲的“与民众互动”的两面性。正如鲁布佐夫斯克市津帕克上校与每个人进行一对一的互动,正如博布科夫邀请梅德韦杰夫一起品茶。基于这种热线模式,普京能与来到演播室的广大观众进行互动,广大观众也能在那里见证并参与会话,还有更多的俄罗斯人能在家里或工作场所看到这种互动形式。普京一对一地回答民众的问题,而观众只需要坐在家里的电视机前,甚至喝着热腾腾的茶。

值得注意的是,正如普京的许多传记一样,菲利普博布科夫讲的主要是一些趣闻轶事,甚至有可能是杜撰出来的故事。我们无法确定这些事情是否真的发生过,或者事实真的像博布科夫描述的那样。但身为克格勃第五局的领导,博布科夫一定会将这些理论讲给20世纪70年代加入克格勃的新兵们听,而像普京这样的年轻军官也必然会铭记于心。在普京的各种言论中,引用类似言论的情况比比皆是。博布科夫和普京还有一个共同点—一厢情愿。这些故事都在强调克格勃特工的沟通以及劝说技能。他们很明显地故意忽略了一个事实:若是对话的另一方(招募人员的目标)不存在,这些所谓的技能将毫无用武之地,因为他们知道克格勃的友好安排可能会让自己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待上很长一段时间—克格勃总部的地下室卢比扬卡(Lubyanka),Perm-36之类的克格勃监狱,或安德罗波夫最喜欢的精神病院。[50]

普京和博布科夫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基于他们无需使用威胁手段即可实现目标。成功地招募到新兵就是因为变相地传达了威胁。目标人物可能明确地理解了所传达的信息,但克格勃的情报人员应归功于自己完美的劝说。这就是“与人沟通”的本质。这种一对一方式的优势在于它适用于任何类别的目标人物,且适用于招募的任何阶段。它可以用于那些一开始就很友好的人、有价值的中立者、像罗伊梅德韦杰夫一样的潜在敌人,以及双重间谍。根据这种类别划分,这一过程可长可短,手段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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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b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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